国庆节当天，我们从成都出发，去安顺场。

孩子出生还不到半岁，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出远门。后备箱里塞着婴儿车、奶粉、保温壶和一整包尿不湿，妻子坐在后排看着他，一路念叨，这么小的孩子，跑那么远干什么。我说，就这一次。

安顺场在石棉县，大渡河中游南岸，离县城还有十一公里，是安顺彝族乡。车过了县城贴着河往西北走，山越收越紧，水声越来越清楚。

到渡口是上午。十月的大渡河比我想的宽，当年河面宽约三百米，站到岸边看，确实望得人心紧。水深流急，水面上一个漩涡接一个漩涡。九十一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在这里强渡过去的。再往前数，一八六三年五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也是在这里兵败覆灭。七十二年后，红军到了同一条河边。蒋介石放话，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结果安顺场留下了“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这句话。

我把婴儿车装好，把孩子放进去。他躺着，睁眼看天。渡口风大，江风一阵一阵，他先是愣住，然后哭。妻子抱出来哄，哄了半天才好。我就在这阵哭声里看河。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夜里，刘伯承、聂荣臻带先遣队冒雨急行军八十多公里，夜袭安顺场，缴下当地唯一一条没被敌人销毁的翘首木船。第二天早晨，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一营营长孙继先挑出十七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岸上火力掩护。神炮手赵章成手里只剩三发迫击炮弹，全打出去了，敲掉对岸的火力点。十七个人，就这一条船，分两批，冒着弹雨渡过去，抢下北岸滩头。

名单上排最后的叫陈万清，遵义"扩红"时入伍的，那年十六岁。他原本不在突击队里，是他自己坚决要求第一批渡河。

十六岁。我低头看婴儿车里的孩子，五个多月，刚哄好，又睡着了。他长大以后，会不会也有一个非上不可的时刻。这念头冒出来，被我摁下去了。先把眼下的奶喂好再说。

渡口旁边是红军指挥楼，一座晚清碉楼，当年刘伯承、聂荣臻就在里面指挥。再往里走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二〇〇四年开馆，江泽民题写的馆名。馆后立着纪念碑，一九八三年建的，邓小平题写碑名。

馆里人不少。这里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国庆假期接待游客超过三万人次。馆内有一艘按一比一复原的翘首木船，长十米五，宽两米二。我把婴儿车推到船旁边，车与船几乎一样高。一条载过十七勇士的船，一辆装着几个月孩子的车，并排停着。妻子给孩子拍了两张照片，一张在馆里那挺机关枪前，一张在纪念馆大门外。她说，等他长大了给他看。我自己记住的，倒是船和婴儿车并排的样子。

孩子就在纪念馆里睡着了。灯光暗，他睡得很沉。我们放轻脚步，慢慢看展柜。船工的名字我看到一个记一个。强渡成功后，安顺场七十七名船工，人歇船不歇，七天七夜摆渡，把七千多名红军送过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其中一位叫帅仕高，当时二十出头。如今他的孙子帅飞还在这边讲祖辈的故事。

出了纪念馆，在场镇上转了转。安顺村靠红色旅游做民宿和餐饮，船工的后代把大渡河边的石头做成文创卖给游客。路过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听当地人讲，这里的孩子上微党课要点名。"熊尚林！""到！""罗会明！""到！"九十一年前十七勇士的名字，被孩子们一声一声喊响。纪念馆每两年还从附近学校选十一岁的孩子当"小小讲解员"。

我在碑前站了一会儿。

今年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是民盟四川省委会直属工委新联总支的一名新盟员。说实话，入盟的念头起初并不宏大。我在成都做能源数字化开发，天天跟电厂、数据、政策条文打交道，常碰到一线实际和文件对不上的时候，免不了发几句牢骚。有前辈听完了说，你这些牢骚，可以写成建议递上去。我这才知道，民盟有社情民意信息这条路，一个普通技术人员看到的问题，真能一层一层递到该看到的人手里。就为这个，我递了入盟申请。入盟这大半年，我一共整理报送了上百篇社情民意信息，被盟省委采用的有12篇，其中5篇还被省政协采用。牢骚变成了纸面上的东西，这种感觉不赖。

可站在碑前，想起盟史里写过的那些事，又觉得这点成绩算不上什么。民盟的前辈们当年也是站在这样一条河边、一个路口，做了自己的选择，从此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这四个字，是一群人把命放进了同一条船。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会师的时候，没有人给后来的我们留话，可这条河一直在这里。

黄昏时离开。孩子被江风吹醒过一回，又哭了一阵，妻子在车里抱着喂奶，喂完才睡踏实。我开车沿大渡河往回走，后视镜里的山一层一层暗下去。

妻子忽然说，下次来，等他会走路了，让他自己到碑前站一站。

我说，好。

车里静下来，只剩发动机声和孩子的呼吸声。这一条河，九十一年前渡过去的是一支军队；今天，我们不过推着婴儿车来了一趟。可那十七条命换来的，不就是能让一个不到半岁的孩子安安稳稳在河边睡一觉吗。

这样想着，车开进了夜色里。（供稿：民盟四川省委会直属工委新联总支二支部 姜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