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百四十年前，约清光绪十二至十六年间（1886—1890年），四川省合川县人戴光于《尊经书院》杂志刊发《蜀本中国考》一文，振聋发聩。整整百年之后，1986年，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器物坑发现伊始。今值三星堆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纪念，学界盛会之际，与会专家、教授竟无一人敢于直言：“三星堆八个器物坑中残破器物的本来面目，正是古中国华夏社稷宗庙的祭祀礼器。”

此现象之根由，似可追溯至1925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坑”之发现，及1959年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夏墟”调查中掘出二里头遗址，并被主流学者定为“夏都”。此后，“夏商周—中原中心”之文化叙事渐成定势，深入人心。然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核心使命，在于以多学科考古实证，确证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信史，提出文明认定之“中国方案”，厘清演进脉络，为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提供历史根基与理论支撑。此乃新时代每一位“龙的传人”“华夏子孙”义不容辞之责。“实事求是”“讲实话、干实事”，亦是我等广大历史爱好者对三星堆—金沙考古工作者之殷切期望。

纵观当今世界，唯三星堆—金沙器物坑中“残渣破旧”之社稷礼器，能全面诠释中华文明社稷祖庭祭祀礼器之本来面目。谨饬作为戴光《蜀本中国考》之考古实物佐证。

约清光绪十二至十六年间（1886—1890年），四川合川人戴光于《尊经书院》杂志刊发《蜀本中国考》一文

一、正视“纵目大耳”：非“怪诞”，乃上古“昆仑文明”礼制之活化石。

三星堆器物坑中独一无二的“纵目大耳”青铜人像及面具，竟被某些主流“专家”肆意歪曲，斥为“怪诞”。此实为今人不识自家祖先“昔水昔人”之原始“昆仑”文化、信仰所致。

1、“天目珠”与“大耳纵目”：本土“昔人”观天授时、天文历法之“标志”圣物，非外来。

三星堆发现之“天目珠”，被某些“专家”称为“臣之眼”，并考证为外来传入。此论无视雕刻图案之本地文化属性，仅凭载体材质出处妄加怀疑，实属武断。藏羌本土“中国人”岂能认同此等不实之论？

三星堆“天目珠”原型可能佐证“佛教”起源地-“震旦·中国”

· “天目”观天授时，《周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 “大耳”闻风候气，《国语》载：“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瞽官闻风声和谐即知春气将至。

· “瞽官”（盲人乐官，称“瞽矇”“瞽史”）《周礼·春官·瞽矇》掌播鼗、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国语·周语上》载天子听政，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其制完备。

此表现华夏昔人“师法自然”的“鸮”之崇拜——早期天文历法与农业生产之结合，旨在精准掌握农时，“知天道”以“教授农时”，保障农耕。

天目珠等眼形图案，实为古“中国”（引用《何尊》宅兹中国）本土藏羌文化之圣物，渊源有自，岂可轻言外来？

考诸典籍复原夏殷周社会风俗传统文化：

· 《礼记》《通典》明载：“尸，神像也。”《汉书·地理志》亦记：“尸乡，殷汤所邑。”

· 《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以索室驱疫。”郑玄注：“如今之魌头。”

· “戴面具精通占卜卦算、沟通天地”之“方相氏”，源出“巫咸”“邛方”。《礼记·月令》称“面具助祭祀”，周代为“国傩”“大傩”，方相氏必戴面具。

· 《论语·乡党》曰：“乡人傩，（衣）朝服立于阼阶。”可见傩礼通行华夏民间，面具礼仪之传承，渊远流长。

华夏“昆仑文明”之风俗信仰，经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宗教信仰积淀而成。故“尸像”“面具助祭祀”之习俗，实为华夏“中国”夏、殷、周三代数千年原生地传统礼制之自然呈现。中华古籍如《周礼》《仪礼》等，对社稷宗庙“明耳目、通四门”之规制及礼器形制，本有先如黄帝时“有典有册”之传承古籍文献的详实描述。

二、礼器正名：“大口方尊”本为社稷宗庙六尊礼器之一，称谓“壶”尊；“青铜网格器”实为“河图洛书”华夏传世宝“璽”。

1、《周礼》《礼仪》社稷宗庙之“壶”尊，何以被称“大口方尊”？

三星堆出土之“壶”尊，与台北故宫所藏“牺首兽面纹圆口方尊”形制相类，均为社稷宗庙西序六尊礼器之一“壶”尊。

《说文解字》明载：“壶，昆吾圜（天体）器也。礼器，腹方口圆曰‘壶’。”（昆吾自古以铸造闻名，曾助大禹治水，为华夏方国之一。）《仪礼》云：“八壶设于西序”。四岳神将如擎天柱肩负天庭，守卫四门；羲和四岳佐帝治理天下；五方五老（耆、黎）五行官坐镇四门正中，洞察八方视听，后土居中央——此皆可与三星堆青铜神坛相互印证。

须知，“尊”本非某一种礼器之形制。西序“六尊”实指六种不同祭祀礼器，依“牺（献）→象→著→壶→太→山”由小到大排列，体现“以小为贵”之礼制；其后方为盛酒水之“罍”，体虽更大而地位反低，不在六尊六彝正列之中。今以“大口方尊”泛称，失之远矣。

2、蜀地鼎器实证：非无鼎，乃“鼎”实非宗庙祭祀礼器。

· 1889年（清光绪年间），四川郪县（今绵阳三台县）出土商代铭文青铜器《商父乙鼎》；

· 1980年3月，成都新都发现符合《周礼》天子九宫棺椁规制之“马家大墓”，腰坑出土188件青铜列器，其中青铜鼎铭文“邵之飧鼎”明确显示：

① 三星堆文明并非无鼎；

② 鼎自古为诸侯氏族生活之炊具，所谓“钟鸣鼎食”之家，“鼎”非社稷宗庙祭祀礼器之一。

凡此诸多考据，实证巴蜀大地从夏殷周至战国之墓葬传统、丧祭习俗，与中华古籍文献记载完全一致。

3、“青铜网格器”实乃“河图洛书”宝“璽”，何故双标？

三星堆出土之“青铜网格器”，其形制、祭祀传承作用实为华夏传世重器“河图洛书”宝璽。反观二里头遗址陪葬封镇冥器“绿松石螣蛇形器”（三星堆亦有相似之“青铜玄武”），却被冠以“龙形器”之美名；而三星堆器物坑中众多青铜社稷礼器上所呈现之“中华龙”形象，欲置之于何等文化地位。

《竹书纪年·五帝纪》详载帝尧禅舜之事：“……荣光出河，休气四塞……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此即“河图洛书”之精准描述。三星堆“青铜网格器”正是此宝璽之实物再现。

至于“中华龙”形象，乃“昆仑文明”数万年观天授时、拟订历法、象天法地之结果。冯时先生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提出：龍字古体（甲骨文、金文）非源于地上动物图腾，而是东方苍龙七宿星象连线图示，读音“long”表“大”之义。《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打败炎帝、蚩尤后，会盟部落，取各图腾突出部分合成新图腾——龙，为共同标志。《左传·昭公十七年》：“大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闻一多先生亦言：“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

三星堆“衔璋虎头龙”（狴犴，又名宪章）即为此神兽之实证。

三、古“江漢”“河洛”自古起源于蜀地“中国”。

1、《诗经·小雅·大东》，原文为“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整句意为：‌天上拥有灿烂的银河，其光辉照耀大地‌。华夏古人观测到银河的走向与地上的汉水（汉江）走向一致（西北至东南），因而象天法地将地上的河流命名为“汉”，形成了“天汉”与“地汉”交相辉映的意象。‌

“天汉”起源北部的“织女星宿”（三星跂彼构成特别明亮的织女星宿）古人象天法地对应“地汉”汉江起源地古“江原”（今大邑县）“盐店古城-高山古城-紫竹古城遗址群”。

“高山古城遗址”（今大邑县）秦惠文王伐蜀始封郡县于汉名“江原县”，晋初改名为“漢原郡”。

其西侧一片喀斯特地貌丘陵地区应该就是成都平原上古至今最重要的龙门山脉大地震减波地带-上古“姜原”、涿鹿之丘、殷称“周原”、周称“漢原”。

“原”字原释义：“原”字古体为"‌厵‌"，本义指‌泉水从山崖下流出‌，即‌水源、源头‌，后引申为根本、最初、宽恕等义 。‌‌

字形与本义

‌ 古体写法‌：先秦金文作会意形（山崖下流泉），《说文解字》正体作"‌厵‌"，从“灥”（三泉）从“厂”（山崖）；小篆简化为从“厂”从“泉”的"‌